香港人口推算2015-2064

政府统计处负责编制香港的人口推算数字。人口推算数据的主要用途是为政府在教育、房屋、运输、社会服务和医疗服务等方面的规划工作，提供共同基础。推算结果也广泛地应用在学术研究，及私人机构的业务发展和策划方面。

一套以二零一四年年中人口估计为基准而涵盖期为二零一五年至二零六四年的人口推算数字经已制备，并于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发布。

政府统计处亦根据最新的人口推算数字，更新了劳动人口推算和家庭住户推算数字。

常见问题

就最新一套人口和劳动人口推算的常见问题

引言
政府统计处（统计处）于2015年9月发布最新一套人口和劳动人口推算，为政府规划各项公共服务，如房屋、教育和医疗等提供共同基础。统计处秉持专业操守，抱持客观中立的态度来编制人口和劳动人口推算。我们采用的编制方法与其他先进经济体相近，所用的假设完全是基于专业判断。由于人口和劳动人口推算涉及很多技术层面的细节，我们在此就一些常见的问题作出澄清。

问题1：

统计处发布推算结果的时间，是否为了配合某些政策建议或谘询，例如极富争议性的退休保障谘询？

统计处是按照过去近二十年的做法进行人口和劳动人口推算，即每两、三年便会更新人口和劳动人口推算。最近一次人口推算是在2015年9月发布推算结果，对上一次在3年前，即2012年7月发布。至于再之前几次的人口推算，则分别在2010年、2007年、2004年和2002年发布结果。一如以往，统计处发布的人口和劳动人口推算为政府规划各项公共服务，如房屋、教育和医疗等提供共同基础，广为不同的政府决策局／部门参考或采用，兼且为社会上有分析需要的各界人士提供不偏不倚的参考资讯。统计处并不会为了配合单一项的政策讨论而进行人口和劳动人口推算。就政府于2015年12月推出的退休保障公众谘询，人口和劳动人口推算的结果只是当中估算财政负担时采用的多个数据来源之一。
问题2：

统计处将推算期由30年延长至50年，是否为了夸大退休保障的财政负担？

延长推算期纯粹是基于专业考虑，并非为政治目的。就今次的人口推算，我们原本打算继续以30年为推算期，但在过程中推算出香港将会在2043年以后（即28年后）出现人口下跌。为了帮助社会各界更明确掌握这下跌是短暂或持续的现象，有需要延长推算期。那么究竟多长的推算期才合适呢？我们参考了其他地方的做法，很多先进经济体都采用约50年的推算期，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美国和加拿大等，故此我们将推算期由30年延长至50年。
问题3：

今次推算跟上次比较，只多了最近两三年的数据。统计处为何大幅压低未来50年的劳动人口？

与2013年9月发布的劳动人口推算比较，今次推算的劳动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佣工）在上次的推算期末（即2041年）低了3%（即约11万人）。

下调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推算中单程证持有人来港的假设，由上次推算采用的每日150人，下调至长远（即2027年年中及以后）的每日100人。这个数字是根据过去3年不包括超龄子女的实际来港人数而得出。由于单程证制度的目的是家庭团聚，统计处研究了过去近30年中港跨境婚姻的趋势，观察到跨境婚姻近年出现结构性的转变，包括香港女性比例增加，而内地丈夫来港的机率低于内地妻子，以及跨境婚姻的子女有减少迹象。基于这些结构性的转变，单程证持有人来港人数长远回升至每日150人的机会不高。再加上超龄子女来港是短期现象，采用长远每日100人持单程证来港的假设是合理的。
问题4：

统计处在推算时，是否只考虑会导致劳动人口下降的因素，而忽略会增加劳动人口的政策成效？

一些人士批评统计处在推算时，只考虑会导致劳动人口下降的因素，例如持单程证来港人数下跌；而所有会增加劳动人口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吸纳人才和鼓励生育的政策，则假设其效果等于零。一些人士甚至怀疑统计处是为了夸大退休保障的财政负担而刻意压低劳动人口。

我们必须指出，统计处在进行人口和劳动人口推算时，对于会影响人口趋势的各项因素，无论会令推算数字增加或减少，均会根据客观数据而厘定相关的假设。

一些已推出一段时间的措施，其效应已反映在近年的趋势内，故在推算人口和劳动人口时，已考虑这些措施在内。至于一些刚推出和尚未推出的措施，其效应还未反映在现有的客观数据内，因而没有在今次人口和劳动人口推算中被考虑。统计处会密切留意最新的人口和劳动人口的发展情况，按需要定期更新人口和劳动人口推算数字。

(a) 上调劳动人口参与率
编制劳动人口推算，基本上是把推算的劳动人口参与率乘以相应的推算人口。统计处不但没有故意压低劳动人口，反而改良了推算方法，加入教育程度的因素，令大部分工作年龄组别的劳动人口参与率随着教育水平普遍提升较上次推算有所上调。整体来说，今次推算的2041年劳动人口参与率为50.1%，较上次的49.5%高0.6个百分点；较明显的例子是50-54岁女性和35-39岁男性的劳动人口参与率，分别较上次高了3.4和2.0个百分点。

(b) 政策成效应以客观数据为依归
有关政策成效的指称，我们必须强调，统计处以往进行人口和劳动人口推算时，一贯都不会考虑实际数字未能反映其效应的新措施。因为在缺乏客观数据的情况下，必须使用主观判断，这样不但会影响官方统计的可信性，亦违反统计专业一贯以「证据为本」的原则。

吸纳人才的政策
一些人士质疑人口推算的假设没有充分考虑现行政策下净流入的劳动人口，例如「一般就业计划」之下批出的签证每年约有30 000个，为何相关的净流入只有几千人？我们必须留意，外地人才的流动性非常高，虽然每年获批来港的人数很多，离开的也不少，所以净流入每年平均只有几千人。例如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按「一般就业计划」、「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及「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来港的人士，他们净流入的数目平均每年约为3 800人。在人口推算中，我们根据实际数字及过往趋势，考虑了这三个计划和其他计划下香港非永久性居民的净流动，假设长远的净流入为每年4 600人（外籍家庭佣工除外）。倘若现行政策没有重大改变，预期未来净流入大幅上升的机会不大，故这个假设是相当合理的。

至于最新推出的措施，例如「输入中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第二代计划」，由于现时未有足够的客观数据反映其效应，故在今次人口推算并没有考虑这些新措施。我们会密切留意这方面的发展，并在下次更新人口和劳动人口推算，参考最新的数据，确定如何纳入这些措施的效应。

鼓励生育的政策
一些人士亦质疑，政府近日推出一系列措施，缔造有利生育的环境，为何总和生育率不大幅回升。

我们必须留意，香港女性的生育情况，受文化背景影响，与亚洲地区较为相近，鼓励生育的政策成效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例如新加坡过往推行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直接金钱资助，和为雇主就推行家庭友善措施时涉及的开支提供资助等，但生育率未见大幅回升，仍然维持在约1 200的水平。而韩国和台湾近年的总和生育率亦是1 200左右。再加上过去20年，本港的总和生育率大部分时间均在1 200以下（20年中只有4 年超过1 200），故从近年的趋势来看，本港未来的总和生育率大幅回升的机会实在不大。
问题5：

统计处是否故意把本港从未结婚女性的比例由现时的七分一推高至50年后约三成，令生育率和劳动人口下降？

本港从未结婚女性的比例在过去20多年有持续增加的趋势（见下图）。根据过去人口普查／中期人口统计的数字，在1991年只有约3%女性在49岁时仍未婚，这个比率到2011年上升至约12%。进一步按教育程度及年龄分析，有以下三点观察：

(1) 1991年至2011年期间，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在49岁时仍未婚的比例均不断上升。1991年，初中或以下、高中以及专上教育程度的相关比例分别为1.7%、4.1%及5.8%，到2011年，相关比例分别上升至6.1%、14.7%及20.0%。

(2) 相比教育程度较低的同龄女性，具专上教育程度的女性的从未结婚比例不但明显较高，而且期间累计的升幅亦最多。

(3) 以年龄作进一步分析，过去20年，不同年龄组别女性的从未结婚比例均呈上升趋势，可见愈来愈多本地女性倾向迟婚，甚至不婚。同期间，女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由1991年的26.2岁，上升至2011年的28.9岁。

事实上，从未结婚女性比例的上升趋势亦见诸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就45至49岁女性从未结婚的比例来说，在加拿大，比例由1991年的7.4%上升至2014年的19.4%；在澳洲，比例由1991年的5.0%上升至2011年的14.4%；而在日本，比例由2000年的6.3%上升至2010年的12.6%；上升趋势与香港的情况相若（由1991年的3.1%上升至2011年为13.6%）。由此可见，随着女性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愈来愈多女性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趋向迟婚或独身的情况亦更为常见，本港从未结婚女性比例的上升趋势正正反映这个现象。

在2014年，本港49岁女性从未结婚的比例上升至14%（约七分一），推算在2064年将进一步上升至31%（约三成）；亦即过去23年（1991年至2014年）实际升了约11个百分点，而推算在未来50年只上升17个百分点。由于假设未来50年的上升速度已较过去23年慢，因此并不存在刻意高估的情况。
问题6：

统计处过去的劳动人口推算是否经常不准确？

一些人士提出劳动人口推算数字经常被大幅低估。惟必须注意，劳动人口推算并不是预测，且有其局限性：(i)影响人口增长及人口结构的因素如有转变（例如入境政策转变）会影响推算结果的有效性；及(ii)如果过往影响劳动人口参与率的因素不再适用（或适用的程度已转变），又或者有新的因素出现，目前的推算结果将不能充分反映这些新转变对劳动人口参与率的影响。因此，劳动人口推算应该定期更新，以反映最新政策、经济、和社会因素的转变对劳动人口的影响。

统计处会定期检视过去发布的推算数字，并研究推算方法是否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以2001年和2003年为基期的劳动人口推算为例，推算的2014年劳动人口（包括外籍家庭佣工）较实际数字分别少了2.2%和2.8%，以平均每年增长率计则只少了0.2%至0.3%。然而，估算的误差主要是因为当时未能预见法定最低工资这个重大政策转变。法定最低工资于2011年5月开始实施，适逢实施初期内部经济畅旺，就业机会充裕，都有助鼓励更多人投入或重投劳工市场。因此，2010年至2013年期间的劳动人口大幅增加，年均增长率为2.0%，远高于法定最低工资实施前的趋势（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0.7%）。自上一次（以2012年为基期）的劳动人口推算开始，已考虑法定最低工资的效应。